历史是民族文化的积淀，重大的历史事件则常常是民族文化性格集中而强烈地表现的舞台，这就使得任何一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的小说——特别是长篇小说都必须在文化思考方面有所建树，才能显出厚重和深度。长篇历史小说《世纪之门》成功的原因即在于此。这部小说史料丰富而翔实，议论精辟而深刻，然而它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作者马昭先生对中国文化独到的思索。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思考，散见于史实叙述之中的议论，才有如颗颗珍珠熠熠生辉；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思考，对人物的刻画，才于深刻之中见新意。
小说中精采的议论很多，仅举三例。在“瓮中日月”一章中，描写完袁世凯软硬兼施戏弄朱瑞之后写道：“在权术上极灵便，在富国强民上，修正民族航向、寻究种族健康航路上无术、乏策、或意不在此。这是一部二十五史的精髓所在。”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一种悠久文化在成熟中蕴含着腐朽的复杂。这种文化因其悠久所以并不乏智慧，特别是“驭人”的智慧。但智慧不能用来为民族发展服务，从而表现出腐朽的性质。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封建性质吃伟人、吃名人的现象非常普遍，书中对此议论道：“黄兴之有弟子胡瑛，如孙中山先生有汪精卫、陈炯明、陈其美，终为盛德之累，坏了很多大事。”又说“小人之累，圣贤难免，只好谀而不指错，一片叫好而讳言其污的悠久国风，使圣人和英雄一个个经过历史的沉淀之后，一个个变成了落汤鸡”。这正是在一个以等级制度、人身依附为基础的文化环境中所必然产生的文化现象，小说还这样叙述慈禧选皇帝时的考虑：“正因为他（载沣）有这种迟慢童呆之相，慈禧才决定选他的儿子做皇帝，用他做摄政王，以便于控制。用懦不用强，一级一级挨下来到下边已不成人样，是晚清的痼疾。”实际上，用弱弃强是所有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文化的共同痼疾。直至今日仍有余毒流传，人们常说的“武大郎开店”就是这一痼疾的现代版。这些以文化思考为基础的议论与翔实的史料融为一体，起到了画龙点晴的作用。
小说对人物的刻画以章太炎、袁世凯最为出色。仅以袁世凯为例，过去我们对袁世凯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窃国大盗，但这部小说却引导我们去思考：袁世凯窃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呢？坏人做坏事而能够成功，这其中就包含着合理性。正如小说家所言：“一代枭雄，必有其过人之处”。大奸似忠，大伪似信。袁世凯给几乎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而他对中国文化的灵活运用更使他在乱世之中如鱼得水。他懂得“养敌自重”，知道“当兵的嘛，有敌存在，有仗可打，才显出贵重，不然兔死狗烹，要吃大亏的”。他还懂得水至清则无鱼，当徐世昌劝他约束部下时，他说：“清水养不住恶鱼……人多势大，势大者胜，我不能当孤家寡人，要搞五湖四海呀，山大了什么雀都得容啊！”这种对已与敌相互依存的辩证认识，对成大事必须包容、利用各种力量的认识，应该说都是相当深刻的，也是中国文化千百年智慧的结晶。坏人既然都能够利用它获得成功，正人君子为什么不能利用来推动历史的前进呢？在小说中给历史人物翻案已经有过不少，对袁世凯的这种处理，也可以算作一种。与以前的翻案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它并不触及过去对这一人物的基本认识，而只是力图纠正过去认识中的简单化和片面化。对于小说创作而言，这种处理使人物性格更加丰富，人物形象更加丰满，无疑是成功的实践。
正是由于有了对文化的思索作为底蕴，《世纪之门》无论是内容的丰富性还是现实意义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。这就再一次证明了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确实是小说创作必须重视的范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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